2017年11月20日至21日，第一届“《春秋》学新视野与新方法”学术会议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第二会议室隆重召开，此次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心、东亚古典研究会主办。

（会议开幕式合影）

11月20日上午9时许，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刘玉才教授的主持下，会议举行了简单而温馨的开幕式，北京大学中文系傅刚教授、台湾大学中文系李隆献教授分别致以开幕词。傅刚教授在开幕词中表示《春秋》学向来是学术研究的重镇，前人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丰硕，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仍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我们需要探索《春秋》学领域的新方法和新视野，这正是举办此次会议的目的所在。台湾大学中文系李隆献教授简要回顾了海峡两岸近几十年来经学研究的发展变化，他认为近年来大陆的经学研究可谓蔚为大观，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可喜成绩，相信在这样的学术大背景下召开两岸学者《春秋》三传对话会，一定能够有重大收获。

开幕式结束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赵敏俐教授主持了第一场对话。对话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徐富昌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傅刚教授、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蔡长林教授、北京大学儒藏研究中心张丽娟教授以及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傅道彬教等五位学者之间展开。这场对话的主题丰富，既有结合出土文献谈《左传》中人物事迹的，又有谈《春秋》“义例”的，亦有结合历代学术谈“王正月”问题的，同时还有着重讨论《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的版本以及《左传》“闲笔”艺术技巧的，可谓涉及《春秋》三传研究的方方面面。徐富昌教授的《清华简六<子产>篇与春秋子产诸事论略》一文通过清华简六《子产》篇与传世文献中记载子产事迹的对比，考察了子产身份的多重性以及其反映出的春秋新旧社会制度更替的时代大背景。傅刚教授则从孔子修《春秋》的角度，探讨了《春秋》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义例”问题。蔡长林教授通过对历代学者对“王正月”一语的解读，梳理出汉儒重“应然”到宋儒重“实然”这一学术旨趣的转变。张丽娟教授通过阮元《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与国图藏八行本《春秋左传正义》、台北“国家图书馆”藏过录段玉裁校本《春秋左传注疏》的比较研究，考察了《校勘记》对八行本的利用情形，探讨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傅道彬教授则将关注点放在《左传》文本本身，探讨《左传》中的“闲笔”，认为《左传》出色的文学描写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深远。在五位学者抛出话题的引领下，与会的学者、师生围绕“先秦文献的作者问题”“历史书写”等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第一场对话）

20日下午2点至6点，会议举行了第二场和第三场对话。第二场对话由北京大学中文系邵永海教授主持，参与对话的学者有台湾大学中文系李隆献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徐正英教授、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朱晓海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何晋教授、台湾大学中文系张素卿教授以及北京大学中文系顾永新教授等五位教授。与第一场讲座相比，此场讲座除了关注《左传》之外，亦围绕《公羊传》与《穀梁传》的一些问题积极展开。如徐正英教授的《<春秋榖梁传>叙述者臆测——不是“受经于子夏”而是穀梁子自述》一文，即通过对《穀梁传》中具体解经事例的分析，探索了《穀梁传》传授的问题。再如，张素卿教授《<公><穀>释“宋人与楚人平”之异同》一文，则关注《春秋》“宋人及楚人平”这条经文，通过《公羊传》与《谷梁传》的不同解读发现二传解经的差异。关于《左传》人物形象的研究向来是热点，李隆献教授关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中的“夏姬”形象，并运用“文化记忆”理论对“夏姬”的形象做了历史性梳理，相较于之前的人物形象分析角度更加新颖，研究方法也别有匠心，十分契合本次会议主题。此外，朱晓海教授通过对史料的详细考辨，对《左传》先秦师承谱系做了详尽的釐清工作，何晋教授关注《左传》中的人物同名现象，并进行归类总结，试图揭示其背后的文化意蕴，顾永新教授对前人《汉志》研究的成果的吸收，总结出自己一套《汉志》著录《春秋》经传集释，研究思路和方法也都不拘一格。这五位学者的对话内容虽然主题各异，但是却紧紧围绕着《春秋》及三传的文本展开，既有经学问题的深入思考，亦有史学视野的细致关照，其中何晋教授提出的“同名”问题引起了大家广泛的兴趣，在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就此问题各抒己见，很多发言极具启发性，这就使得之前许多不甚清楚的问题得到了较为清晰的解决。

（第二场对话）

第三场对话由北京大学中文系顾永新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徐建委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孙少华研究员、西安交通大学罗军凤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程苏东副教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郜同麟副研究员等五位中青年学者分别发表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徐建委教授主要关注《史记》中对“季札观乐”一事的矛盾之处，认为导致这一矛盾的极有可能是错简所致，进而提出如何认识先秦知识的问题。孙少华教授探讨了《春秋》三传与春秋纬的“经纬成文”问题。罗军凤教授通过探讨胡安国《春秋传》与其诗学体系的关系，指出其春秋学的特殊之处。程苏东副教授通过分析刘歆的知识体系，探讨其《春秋》学的特质。郜同麟教授通过扎实的文献考证，对京相璠的《春秋土地名考》一书做了辑考。从这些中青年学者的论文主题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与前辈学人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更多地关注于文本本身，从文本自身的矛盾出发寻找其背后的政治、文化等因素，而这也是近年来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兴起的一股研究潮流。

（第三场对话）

21日上午9点，会议举行了最后一场对话。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程苏东副教授的主持下，北京大学中文系常森教授、中国国家图书馆袁媛教授、南京审计大学刘成荣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罗静讲师以及北京大学中文系肖潇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孙玲玲博士展开了对话。常森教授通过对《左传》中几个精彩事件的研究，认为先秦史传中的叙事和想象已经蕴含了后世“小说”的因子。袁媛教授最清代《经典释文》校勘整理中的两个问题进行了着重探讨，即叶林宗影宋钞本的流传与影响以及国图所藏何煌校本的内容与价值。刘成荣教授从“骊姬之乱”探讨《左传》的材料来源与选择问题。罗静讲师对清代学者毛奇龄“以经解经”的《春秋》学研究方法做了深入探讨。除了以上学者之外，本次会议积极响应“师生对话”的会议宗旨，邀请了北京大学中文系2014级博士肖潇和2015级博士孙玲玲参与到对话中。肖潇博士发表了《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中的无传之经》一文，关注于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无传之经”的解释体系。孙玲玲博士通过对《公羊传》“以事解经”例的探讨，发现了早期公羊学中的多个问题。发言结束后，对话热烈展开，朱晓海教授对话常森教授，深入探讨古代“五门”制度。另外，针对两位博士生的发言，与会学者也从自己的角度进行了点评，并提出许多有益的改进意见。这场讨论既内容丰富，又气氛热烈。

（第四场对话）

上午11点30分，会议举行闭幕式。台湾大学中文系徐富昌教授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漆永祥教授分别致以闭幕词。徐富昌教授全面系统总结了此次会议，他认为此次对话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宏观探讨又有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既有对传世文献的梳理又有对出土文献的关注，而学者与与会师生间的对话，则更碰撞出闪耀的思维火花。通过这次会议，我们不仅打开了新的学术视野，同时也学到了更多的学术方法，例如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的方法、文本细读的方法，文史哲结合的学术视野，以及关注于版本与校勘的文献学方法等等，由此来看，本次会议十分圆满。北京大学中文系漆永祥教授则回顾历史，他回忆了自己当年的求学和学术经理，高度评价了两岸学者在经学研究领域的交流与互动，认为这正是经学研究能够不断取得进步的重要因素。同时他展望未来，希望将来两岸学者能够更加频繁地加强互动与交流，为相关的学术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他表示这两天的对话交流收获颇丰，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闭幕式合影）

此次会议反响热烈，得到了与会学者和在场师生的一致好评，此次会议论文结集为《“<春秋>学新视野与新方法”论文集》，它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春秋左传》校注及研究”的重要阶段性成果。

 撰稿人：孙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