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晚，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陈平原教授作客“才斋讲堂”，和同学们探讨“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王仰麟主持并参加了讲座。

康有为、鲁迅、杨振声、黄侃、沈从文、顾随、钱穆、孙玉石……透过这一个个记录在历史上的姓名以及他们当时的课堂状况，陈平原教授探讨了学科化之前的文学、新文学如何学院化等诸多问题。在他看来，对于学生来说，知识可能不如课堂上老师们的音容笑貌让人怀念。“表面上看，学术发展是靠一本本著作积累起来，但往往忽视其中课堂的重要性。对文学教育来说，或许课堂比著作还重要。”

陈平原介绍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很多时候不是一个学科，而进入现代后，合理化与专业性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所以就需要建构完整的、从古到今的中国文学，而这也与中国民族国家的建立等有密切联系。“最初的文学课堂要数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师生坐而论道，像谈禅一样地谈文学。”与此相似的还有章太炎，他在学科之外讲学，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人才，民国初年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就多为章太炎的弟子。

时间推到1920年12月24日，鲁迅在这一天首次在北大开设《中国小说史略》课程。“鲁迅在课堂上从来不笑，但是听众却笑个不停，我想这是因为他善于将历史与现实穿插讲述”，陈平原教授笑着说道。鲁迅的课堂在当时召集了一大批热血青年，其中很多不是中文系的，甚至不是北大的学生。而陈平原教授介绍，当初一位听过鲁迅讲课的人后来回忆道，“听鲁迅先生讲课就像听一部人类文明史。”在鲁迅之后，1928年，北大中文系的两个学生杨振声和朱自清到清华国文系任教，首次开设了中国新文学研究的课程，而他们在西南联大时的学生王瑶和吴组缃继承了这个事业，建国后又把现代文学研究带到了北大中文系。

不同于北大教授们的“铁肩担道义”，北伐后的东南大学聚集了以黄侃为首的一批文人气很浓的学者，以陈平原教授的话说就是“每到天气好必游，一游必有酒有诗”。这些人在游戏中做学问，和北京的教授们正襟危坐是很不同的，他们不仅会坐而论道，自己也能写得一手好文章。与此相同的还有钱穆，他在1949年到香港开办“新亚书院”，以历史学的背景来讲文学。在陈平原教授看来，文章与一个人的气度、才情、性格有关，不是硬学的，而像钱穆这样的人能吃得住大题目，“真正的大学者是能说‘大话’，讲大题目的。”

“学者谈文学假如只隔岸观火，那就不可能谈好”，说到这里，陈平原教授自然地讲到了“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句著名的话。今天大学的中文系还能不能教写作？在他看来，如果有像沈从文这样可以因材施教，有创作经验，能够教出汪曾祺这样的作家的人来教创作的话，还是可以的。

作为一名文学教授，陈平原希望可以有因追怀而获得的历史，让学生10年后、50年后甚至60年后的追忆成为评价老师的一个维度。“没有叶嘉莹，顾随早被我们遗忘了”，陈平原教授讲起，顾随当年自己把谈诗比作谈禅，诗情到哪儿就讲到哪儿，没有教学大纲，只是自己抒情，然后学生也跟着感动，他的学生叶嘉莹亦是如此。“口说体的《顾随文集》比他50年代的论文精彩，我们现在太看重论文而忽视课堂，而对我们学生最重要的是课堂。”

在讲座的最后，陈平原教授说，这是一个注重市场、讲求实效、蔑视玄思的时代，可文学如水，刘半农曾讲过，“大学必须有水，那样学生才能灵动”，文学也是一样，你可以不以它为专业，但它可以给你滋养。

编辑：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