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学领域，社会学家们对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有着不同的思考，引申出多角度的社会结构框架分析。2018年4月12日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邱泽奇针对长时段的中国社会框架历史，集中讨论了从二进制、二极制、到双轨制及单一制的社会框架演变进程，总结出基础制度设定社会结构的形态和社会流动的阈值的结论。

邱泽奇主讲才斋讲堂第154讲：中国社会结构框架的历史演化

教科书上对“社会结构”这一概念有不尽相同的界定，社会结构的范畴包括了家庭结构、组织结构、职业结构等各种类型、层次的结构，摸索社会结构至关重要，因为每个社会成员必须依赖社会结构才能明白各种日常情境的意义。概括来讲，社会结构对个体指的是社会身份或地位结构，受先赋和自致两个因素而形成。就个体而言，社会结构的重要性莫过于让自身了解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和获得的途径。邱泽奇教授进一步指出，社会结构有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社会分层（Stratification）和社会流动（Mobility），并讨论了学界对后者的研究和观点态度。初期观点认为社会流动是一种无趋势性的波动；社会视角把社会流动归咎于工业化进程，衍生出社会的阶级分析和机会分析；个体视角对社会流动的理解则着眼于譬如市场经济等其他变革因素。社会视角所带来的群体机会性和个体视角赋予的个体自主性成为两类形成社会结构的机制。然而，社会学家应注意视角的转换，研究当下社会时，需放眼长时段的历史社会的变迁，因为从长时段看，社会框架是变动的，给定基本制度安排的前提下，无论从社会视角还是从个体视角都会给研究结论带来一定局限。

邱泽奇教授接着探讨了中国社会所经历过的三个社会框架。第一个社会框架是二进制（Binary），以古代中国的官-民制度及士农工商的等级为前提，围绕一系列的二进制二元结构，如：官-民，官-商，官-兵。二进制的二元不是隔离的，而是互倚的、制衡的。官民双轨的流动阈值很清晰，从民到官有相应的升级制度，官的内部流动古往今来也有对应的晋升等级制。中国经历的第二个社会框架是二极制（Bipolar），与二进制不同，二极制的二元是相互隔离、对立的关系。对立关系即敌-我，隔离关系如城-乡。另外，户籍制度、城镇福利保障制度促使二极制的二元之间的流动受阻，互相隔离的两元有各自的流动制度，也会设有一定的最高点，称为天花板效应（Ceiling Effect）。第三个社会框架是双轨制（Dual），在双轨制中，权力和财富之间既不是互倚的，也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平行的，甚至是互通的，从而双轨相互转化也有了可能。与二进制和二极制相同，双轨制每一元内部同样遵循一个等级结构，但这个等级的标准非权力等级即财富等级。双轨制下形成的官商任选的可能也暗示了社会流动制度的不稳定性。以现代为例，官商的联系纽带在当今中国社会更为紧密。最后，邱泽奇教授讲述了第四个可能出现的社会框架，即单一制（Unitary）。单一制结构意味着在基本制度上安排了一类认同，即财富认同。在单一制下，权力是保护财富的工具，财富是支持权力的基础。在阐述完四种社会框架后，邱泽奇教授提到了所有的这些社会框架都面临着如何平衡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的难题，而单一制的可能性也让人们站在了一个新机会的起点。

提问环节

讲座最后，同学们就权力的制衡、意识形态作为价值观的体现所带来的社会成本等话题进行提问，邱泽奇教授一一进行解答。讲座在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