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现象在文科特别明显，它使得大学时代区别于中学教育: 学生开始学习建立论证性的思维方式，这是进入研究阶段的必备能力，因为研究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而理性思维方式的建立，一直面临着巨大的争议。”这是3月10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张静教授做客北大研究生院才斋讲堂的开场白。张静教授以“人们为何确信”为起始问题，以三本书、及一部电影为线索，回顾了焦点争议，反思了“探索知识”的相关问题。研究生院副院长姜国华主持并全程参加了讲座。

         张静以“用什么说服他人相信”，引出“理性思维方式”这一关键词。她以陈晓宁“基因皇后”事件为例，指出在这一事件中，宣传媒体与学者公开信持不同的观点，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得出观点的证明方式不同：“一种是不提供理由，只做论断，给听者结论，而非给他们事实信息，使之得出自己的结论；而另一种则是展示证据，使听者能够以其为基础得出自己的结论。”张静说，这种差别的本质，在于理由、事实和根据，在结论产出中，是否具有重要地位。

张静主讲才斋讲堂第112讲: 科学理性：思维逻辑进展及其论争

         张静教授追溯了思想史来源: 何为正确的认识，最早受到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两位哲学家论述的影响。针对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亚里士多德范式”认为，认识的主体和客体具有一致性，认识者犹如一面镜子，将外部事物直接反映出来，因此，人所感觉到的东西与外部事物并没有区别。而“笛卡尔范式”强调，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可能有差异，人所感觉到的与外在现象往往存在不一致，认识完全可能“歪曲”事实，所以必须保持怀疑，怀疑是接近事实的正确认识方式。这两种不同的范式，都对认识及确信发生了影响，应该说，它们的融合，成为近代科学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此为基础，张静教授从“证明、逻辑、方法、目标、效用”几个方面，概括了近代科学理性的重要原则：“首先是证明，必须以展示事实证据作为支撑结论的理由，这一点是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第二是逻辑，证明要合乎历史、经验、时间、常识及条件顺序，充满困惑以及不断的怀疑性设问，这显然是吸收了笛卡尔的思想；其三是方法，如果有怀疑，就需要通过实验路径建立确信；其四是目标，科学活动者相信自己的目标，是为了发现规律和原理，这与其他的生活角色有区别；其五是用途，科学活动者相信，探索知识可以产生效用，因为人们根据认识到的原理创造产品，进而创造社会文明，使人类生活趋于完善。

         这些要点是否取得了共识？否，实际上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议，因为理性的倡导者们发现，他们不得不与人们已经习惯的其他产生结论方式，比如依赖情感、意识形态、身份、意见、个人经验等等，不断作“斗争”。这些斗争指向“确信产生的理由”: 以情感、意识形态、身份、意见和个人经验为基础产生结论，还是以事实验证为基础产生结论。它们哪个让人更为信服？张静教授以电影《十二怒汉》为例，指出陪审团成员的少数，工程师David，如何通过展示一些可见的、可共享的、符合常识的根据，说服了多数，最终使他们改变了原先的看法。再次，展示事实让大家共享的方法，成功“战胜”了依靠感情、意识形态、身份、意见和个人经验得出结论的方法，因为它使更多人觉得可信。

如果这些情况显示了人类“多元”的思维方法，那么这些不同，对于科学技术发明会有影响吗？李约瑟认为有重大影响。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为何传统中国，出现过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科技发明，但在近代却后劲乏力？李约瑟认为，这和思维方式有关：采用道德性判断还是分析性判断，他相信，后者是更为理性的思维方式，对于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具有更为正向的作用。因为中立于道德的分析性思维，较少形成无法逾越的限制。

理性发展到过度，会不会自信膨胀，起到相反的作用？海耶克认为绝对会，而且人类社会曾经深受其害。他在《科学的反革命》中，批评“理性滥用”的现象是一种“工程师式的思维”使然: 相信什么都可以修理，相信通过认识真理可以改造社会的一切。海耶克指出，这种过度自信实际上来自于对人的无知，而自然界和人类作为研究对象是不同的。以人类社会为对象的学科，不可能通过对“真理”的认识，来设置人为计划，改造历史形成的自然生发秩序。因为真实的信息、目标和知识，都分散掌握在无数行动者手中，无法由任何一个组织来控制和计划。

如果超出事实本身发挥想象力，会有什么后果？《索卡尔事件：科学与人文的大战》提供了有趣案例。物理学家索卡尔教授曾在著名的先锋杂志–《社会文本》期刊上，发表了附和建构论观点的文章，不久以后他又发表文章说，自己那篇论文完全是胡说八道，因为任何一个严谨的物理学者都清楚，文章的结论没有以任何物理事实为根据。他这么做，是为了试验《社会文本》期刊是否严谨，并捍卫科学理性–基于证据而非臆想对于结论的重要性。

张静教授随后提出若干反思性疑问。如果科学理性是一种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为什么后现代主义者群起而攻之？为什么后现代主义者对人文科学的影响超过自然科学？我们能不能够说，科学理性已经成为主流的思维方式？它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哪些领域作用甚微？另一些问题有关科学研究的目的伦理和科学体制：我们探索知识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获得权威地位和影响力吗？是为了取得支配力量并控制他人吗？是为了通过知识产权赢得经济利益吗？科学体制对研究者的激励方向是什么？如果说我们的研究体制不具激励性，上个世纪60-70年代，为何出现了人工合成胰岛素及青篙素的世界级成果？如果说我们的科学体制没有障碍，为何年轻学者对非典菌种的发现，由于和前辈权威的结论不同，而不能及时发表并获得承认？

上述问题已经超出了单一的专业领域，它们与文科、理科、社科、人文都有关联。张静教授希望提出来促进大家思考。她强调：信念深刻影响着科学探索行为和效果。整场讲座充满哲思，引人深省。提问环节，同学们结合自身学科背景，围绕是否需要科普知识、理性与感性的关系等问题，与张静教授展开了讨论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