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并不是一个植根于中国文明和传统的概念，却为中国学术打开了一扇窗口。在中国近代，燕京学派的社会学者在中国境况下对“社会”这一理念的探索和体悟奠定了中国社会学的范式基础，并开辟了中国社会学独有的精神品格。2017年11月9日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在才斋讲堂第146讲中生动勾勒出了中国近代物质、精神及社会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点评了燕京学派学人如何调查、融入并改造中国社群的志业，并激勉时下的我们要对我国前辈学者所奠定的学术传统保留强烈的感情和认知。研究生院副院长王天兵主持并全程参加了讲座。

渠敬东教授主讲才斋讲堂第146讲“发现中国社会——燕京学派的社会学志业”

渠敬东教授首先回顾了“社会”这一概念及其语义在西方诞生、演化的过程。他指出“社会”是西方自17世纪以来伴随着政治、经济、宗教的变革及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逐渐落实的概念，是中世纪及文艺复兴各项社会机制（如商会、行会、教会）发育成熟的产物。在西方的画作中，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描绘资产阶级人物生活的作品看到对社会的一种影射。这些画面或和谐浮华或苍白微妙都投影出不同的社会动力形态。到了19世纪，涂尔干、莫斯这样的社会及人类学家进一步发现了宗教、仪式、符号在社会中起到的凝结作用，奠定了西方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和途径。在西方社会学发展的衬托下，社会学在中国其实也有相应的追溯。早在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等的学说中，围绕“群学”的理论和反思其实都契合着在现代语境中所说的社会理念、方向、逻辑的阐述，并点明社群的逻辑即是中国走向现代的核心。如康有为言：“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年万年之天下可已。”严复亦曰：“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 很大程度上，“群学”的发轫为中国社会学营造了有别于西方的语汇和框架，也为之后燕京大学社会系学人铺垫好了探究方向。在认识到“群”这一概念为中国转变的根本后，以吴文藻为代表的燕京学派以社会学“中国化”为己任，积极投身于社区调查、实验和改造。

讲到社会学“中国化”这一主题时，渠敬东教授感慨道，随着西方学术研究规范和理念在全球范围内的充斥和主导，国人在治学上往往会被精神殖民、遗忘我国前辈学者所创造的宝贵思想典范，沦落为学术上的“孤儿”。其实，许多中国近代学者的学术理论值得我们细细钻研。以吴文藻的《文化总表》为例，这张表格对“物质与精神”“社会与精神”和“物质、社会与精神”都有严谨的考虑和把握。无论从表格列出的四大分类中的哪一类着手，我们都可以探寻到一个学科枢纽与总体架构的联系。另外，吴文藻的《主要制度表》把“社会”这个概念铺展开，把“社会”定位成一个一方面相对于物质，另一方面相对于形而上的中间截面。有了“社会”这个中间体，物质形式的民风、习俗、惯例和精神层面的民仪、民德、礼教得以有效地编辑起来。换言之，通过“社会”这种中间的存在，精神方能找到载体并得以表现，并且通过这个过程内化到人的内在道德和灵魂。

渠敬东教授接着又谈到了燕京学派学人就“精神注入到社会”这一命题的思想。吴文藻开启的边政学的研究，旨在研究中国疆域里边缘与中心的互通互建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境况；杨开道研究乡约制度，梳理了中国自周代以来基层社会的治理和内在传统，并实施清河实验以发现中国农村与外在不断交往的社会形态；杨堃思考民俗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和改造，研究散布在民间的信仰和文化形态并着手民族、宗教、神话的交错研究；李安宅开展“礼社会学”，学习民风与民仪、制度与政令的社会肌理。其他知名燕京派学人如林耀华、瞿同祖、费孝通等也是通过一个定义的断面（或民族、或法律、或乡村），以小见大地来思索“社会”呈现出的不同含义。在评价燕京学派对中国社会学所贡献的各项成果时，渠敬东教授说道：“调查就是对自己的洗刷。”从燕京大学社会学人身上，我们不难看到这些杰出个体无一不是积极投身于自我教育，通过将自身融入于调查对象的方式来对社群、乡村及各项社会机制加以改造。他们树立的学术典范和精神品格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等待着时下的我们来充分尊重、认知和延续。

同学们踊跃提问

渠敬东教授的讲座引起了同学们的强烈反响，同学们更进一步地提问了关于宗教与科学的问题。渠敬东教授回答道，宗教除了它超自然、神学的一面，是可以通过具体的社会风俗、社会组织和肌理来研究的，换言之，宗教可以被当作是一种社会现象来剖析。讲座收尾处，渠敬东教授更是鞭策同学们需时时检讨自己的思维模式，切勿因为西方主流学派研究手段的先入为主而遗忘抛弃我国前辈学者所开创的独特学术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