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10日至11日，黉门对话专家主题论坛“中国古典文献的阅读与理解––中美学者对话”学术会议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该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中心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协办，发起人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傅刚教授。大会邀请了国内外一流文学、文献研究专家，与会发表论文的专家代表主要有：葛晓音、宇文所安、艾朗诺、田晓菲、詹福瑞、刘跃进、柯马丁、商伟、赵敏俐、左东岭、杜晓勤、潘建国、魏崇新、张洪波、韩振华、徐晓峰、程苏东、蔡丹君等。来自中美两国的文学、文献研究学者就“中国古典文献的阅读与理解”这一主题进行交流、对话，来阐明各自的学术立场和研究方法、目的。

这次学术会建立在当前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产生更多联系和对话的背景之上。当今世界，学术格局已经发生较大变化，国外学者在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多以西方科学主义为理论基础，以西方研究《圣经》写本与刻本的经验来看待中国古代文献，并产生对中国历史文献的怀疑态度。这种方法与思潮目前在北美的年轻学者中也十分流行，它有可供中国学者借鉴之处。中西方学术之间的误解和分歧，也真实存在。因此，与北美最优秀的学者进行直接对话，各自阐明自己的学术立场和研究方法、目的，是势在必行的，它将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真正理解和研究。

在研讨会上，多位来自美国的汉学家阐释了自己在研习中国文本过程中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他们认为，中国上古和中古的文本传播和重塑的特征应当得到重新审视，对于作者、文本、时代的关系应进行一丝不苟的考察与辨认。

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宇文所安撰文指出，中国的文献学和考证学往往服务于文学史家，哪个文本是最好的文本？作者是谁？典出何处？何时所写？这些问题基于一个假设：一个文本写成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出自一位单一作家之手，有一个可以被重构的语境或背景，但这并非总是成立。事实上，文献学者和考证学者提出的问题不应该来自文学史家的问题，而应该来自特定文本的性质。总的来说，文献学不应该服务于现有的文学史，一个新的文学史应该是建立在文献学的发现之上的。

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田晓菲指出，应当认识到抄本时代文本存在的特殊形态和人们实际的阅读范围和阅读行为。五世纪以来，书钞是中古人士重要的读书方式之一，在手抄本时代，阅读书钞比阅读全书便利得多，这是手抄本时代文学传播的一个重要形态。而文本的流动性则是手抄本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同一中古文本特别是唐前文本，可以在不同资料来源里呈现不同形态和不同异文，并归属于不同作者。现代学者通过校勘以取得“尽善尽美”版本的愿望未必符合中古的写本流传现实。因此，认识到我们现有的中古文本的第一资料来源，会给文学史写作的思考框架和基本概念，带来大的改变。针对手抄本文化的这一特性，田晓菲认为，我们需要对中古作出真正具有历史主义精神的阅读，第一要求我们细读每一个文本和通读作者的全集，第二要求我们阅读作者自己所熟悉的文本，第三要求我们阅读和熟悉作家同时代的周边文本，如此我们才能开始为一个词重构它的历史语境。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柯马丁长年致力于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学的研究，他认为，对于中国早期文献，不要把任何文本看作是其原始形态的忠实展现，要考虑它在不断被接受与重塑的历史长河中得以成型的过程。不要因为文本呈现出某一种特定的声音就认定单一作者的存在。文本的声音从来就不是作者的声音，它也不能以任何简单的方式将我们引向作者的内心。未经深入研究之前，不要盲目地把现代对早期中国文本的读解奉为圭臬。现代读解是在二世纪初寻找中华民族起源的时代背景下兴起的，它对古典文本的浅显理解在古代并无依据。要认真对待所有早期的读解，同时也要看到这些读解各自背后的目的和历史背景。要熟悉所有古代的学术成果，但不要把它们作为不容置疑的“凭证”。

总之，来自这几位西方学者的声音，都强调重估中国古典文献的价值与研究方法。同时，他们也十分强烈地呼吁中国学者关注到西方学术研究中的文献学传统。

多位美国汉学家指出，写抄本时代文本的流传具有复杂性，研究者需要以更为审慎的态度来面对这种情况，这得到了在场中国学者的普遍认同。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刘跃进也指出了美国汉学家和中国学者在处理经典文献时的一种基本差异：“汉学家对于中国早期文献往往持批判的心态，我们是尊崇的心态；他们从否定开始，我们则从理解开始。”他认为，如果从细节入手否认整体，很可能有以偏概全的危险。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出土文献被大量发现，但是这些新发现的出土文献并没有改变中国历史的基本叙述。中国历史有基本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这不是一些细节可以颠覆的。尽管我们今天看到的文献材料确实矛盾重生，但不能根据局部细节否定整体，同时也不能因为相信整体而忽视细节，凡事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刘跃进说。

“先秦时期很多文本确实非常复杂，文本和作者不应该简单对应。不过，在文本没有确定之前，我们是否还可以对其进行阅读和理解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敏俐认为，应该将文本传承的过程、文本出现的问题，与文献所承载的先秦文化的信息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搞清其中的关系。此外，还要特别注意对古代注本进行细致研读，并吸纳文献研究、文学研究等多方面成果。

赵敏俐表示，先秦文本、汉代文本以及后世文本构成了中华文化传承的链条，正是由于这个链条，中华文明才得以延续。我们对基本的传世文献应有一种认可的态度，并不能因为传世文献在汉代以后的传承中存在如此复杂的因素，就否定其价值。近年来出土先秦文献的研究，使得我们对汉人所做的整理工作有了更多的信任，有助于我们走出疑古时代。

“我们不否认文献在以写抄本流传的上古时期，肯定存在因转写而造成的讹误，同时，各地语言的差异以及通假字、异体的使用，都会给文献带来讹变，但在根本上应该不会造成文献的大差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傅刚认为，中国上古时期的典籍学习和传承，是有很严谨的学术传统的，这个传统同样规定了文本的严谨性。中国古代学者在长期的文献清理历史中建立了系统的校勘和辨伪的规则和方法，中国自古以来的学术传统，即中国学者对于历史记载清楚而又传承有序文献持基本的信任态度，这来源于中国自古以来的学术传统。一些观点认为，先秦文献不存在一定可信的文本，这是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彻底否定。时至今日，出土文献也越来越多地证明上古文献的可信性，疑古思潮可能走得太远了些。

与会学者指出，中西方学术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差异，各有其优势。中西方学者应在更好地掌握对方语言的基础上吸纳彼此的最新成果，共同推进学术发展。

刘跃进概括指出，汉学家长于联想，善于反思；中国学者往往遵循传统、见好就收。汉学家善于演绎推理；中国学者善于归纳整理。汉学家倾向于从细节重构历史，而中国学者往往从整体印证历史，说明历史。双方需要在理解对方研究特色的基础上平等对话。

宇文所安希望，中国学者不要把海外汉学视为理论，海外汉学与本土汉学的差异在于历史，而非文化。“如果我们能以不同的方式、带着更多的批评精神使用现存文献，我们就可以从文献中学到非常多的东西。我们这个领域其实处在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不是因为理论，而是因为我们可以从‘文献’中得到新知。”宇文所安表示。

柯马丁指出，很多的学术概念，在中西方虽然称法类似，但它使用过程中的实际内涵其实是不一样的，即使它们表面上看使用了同样的词，比方说“文本”，中西方概念的意味就截然不同，这些特别需要仔细甄别，科学对待。

总之，通过两天的与会交流，中美学者取得了深刻的相互沟通和理解，结下了深厚的学术情谊。对于中西方学者而言，加深对学术研究的认识，不断扩大视野，纠正缺陷，了解到双方学术的优点和长处，是将来要保持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