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全球性的普遍现象。城镇化是指工业革命以来，大量人口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集中、从农业向非农产业集中的一个过程。城镇化从19世纪的欧美肇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扩展到东亚、拉美和非洲，而在近40年中，中国所经历的城镇化历程是最具代表性的。在2021年4月22日晚的才斋讲堂系列讲座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飞舟教授介绍了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历程、阶段、特点以及背后的动力机制。对我国当下城镇化和农民工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对未来的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进行了展望。

周飞舟介绍了我国城镇化的三个阶段：工业城镇化阶段（1980-1994）、土地城镇化阶段（1995-2012）、人口城镇化（新型城镇化）（2012至今）。这实质上是一种接力型的城镇化，前一个阶段的城镇化取得了很多进展，但是也遗留了很多问题，后一个阶段的城镇化是为了解决前一阶段的问题采取的，这本身也是渐进式改革的特点。

工业城镇化阶段，透过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来理解地方政府行为背后的机理。从1982年开始，中央和部分省市开始实行“财政包干制”，在这一制度下，会激励地方政府大办企业、创造税收，直接促成了乡镇企业的繁荣。在九十年代初，这一趋势达到高潮。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格局出现了问题，形成了“中央穷，地方富”的局面。在此背景下，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改革，以及与之配套的国税和地税两套税务系统的建立，但也引起了“转制潮”和“下岗潮”的出现。

土地城镇化阶段，在“三位一体”模式下，城市化快速发展。地方政府探索出一条“农业土地——征地、开发、建设为城市建设土地——出让城市建设土地”从而获得大量土地出让收入的“土地财政”模式。但建设城市不是主要依靠土地财政获得的收入，而是依托土地抵押贷款和地方开发建设公司，获得大量融资。但是土地城镇化也带来很多问题，“农民上楼”难以落实，城市盲目扩张以及金融风险、城镇化的“空城计”等问题。

人口城镇化阶段，在快速常住人口城镇化的过程中，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增长缓慢，这中间巨大的差距就是“流动人口”，人口“落地”面临巨大的困难。这背后的根源是高企的房价、户籍管理的严格、社会保障欠缺以及就业困难，同时还有在家庭和文化影响下的流动人口本身的意愿问题。中国的城镇化是从外出到回流再到就地就近的“梯级城镇化”。

周飞舟教授的讲授激起了同学们对城镇化和流动人口问题的强烈兴趣。在在交流和互动环节，同学们就城市化的过程、地方政府财政问题、城市化的动力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撰稿：雷东明

摄影：陈耿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