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14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王曙光教授做客才斋讲堂。王曙光教授从经济史和工业史视角，全面梳理了中国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的工业化经验和教训，重点阐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工业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对新中国的工业化和科技进步的路径选择进行了深入分析。

　　王曙光教授主讲才斋讲堂第251讲

　　首先，王曙光教授系统梳理了1840年至1937年中国三次工业化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第一次工业化革命中，李鸿章等洋务运动核心人物提出发展近代工业，标志着中国第一次工业化兴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为代表的国人提出以工立国和振兴实业的思想，在北洋政府时期掀起了工业发展的高潮，新式工业兴起，标志着第二次中国工业化革命展开；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在全国政治相对统一稳定的条件下，中国进行了一次相当大规模的工业化革命，其中1927年至1937年工业化发展速度最快，被称为中国工业化的“黄金十年”。此时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重工业是工业化的核心，发展国营企业是进行中国工业化的一条清晰明确的路径选择。但很不幸的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工业化进程戛然而止。回望百年以来三次工业化革命的经验教训，王曙光教授指出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市场统一、文化自信等才是一个国家工业革命得以成功的前提和条件。

　　紧接着，王曙光教授着重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化的成就及经验。他强调，新中国成立为工业化打下了至关重要的体制基础。国家共识能力和国家汲取能力的全面提升成为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必备前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2），我国经济恢复至1936年的水平。随后，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我国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进入了迅速工业化的阶段。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通过学习苏联模式并持续探索、借鉴、反思，强调将重工业作为投资的主导方向，形成了重工业优先增长与财政贡献增长相互促进的机制。改革开放以来直至21世纪初，我国的工业化模式和国家介入模式发生了转变。投资主体、投资方式以及投资方向的变化导致国家重工业优先模式悄然发生了转型。王曙光重点指出，重工业仍然是全世界发达国家实力的最重要基础，盲目去工业化，把传统工业与新兴产业对立的路径需要警惕和反思，没有一个国家是完全靠第三产业成为全球强国。　

讲座现场

　　随后，王曙光教授将新中国的国家工业化体制和科技进步路径选择总结为“工业化阶段相关假说”。他指出，从1949年到2050年的这一百年间，可以大致划定为新中国工业化从启动到最终完成的历史时期。在这个世纪的巨大变革中，随着工业化推进，中国在工业化的重点、推动工业化的体制以及工业产业本身的结构等方面出现了巨大差异，进而形成了国家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两种不同的工业化体制和科技进步体制。因此，我们要“历史地”看待历史，来研究中国举国工业体制变迁。总体而言，在新中国工业化启动时期（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工业化加速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2030年）、工业化巅峰时期与完成时期（2030年至2050年）这百余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家工业化的体制选择存在重大差异，呈现出一种由国家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渐变的历史大趋势。

　　王曙光教授进而深入探讨了未来在市场经济和开放条件下实施的举国体制转型。他从纵向的历史发展及横向的国际比较两个角度阐述了举国体制转型的必要性。随后，通过对全球典型模式的对比，王曙光教授总结出各国技术进步路径的选择取决于其在资源禀赋结构、工业化水平、产业发展目标、国家综合实力四方面的差异。王曙光教授认为，我国需要进一步在知识产权保护和交易、促进科技进步的金融制度、国家战略与财政制度及人才培育制度这四方面加以完善，才能为技术进步打造出强有力的制度支撑体系。

　　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撰稿：刘涵予

摄影：林凤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