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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增科主讲才斋讲堂第254讲:早期国家与政治文明的多样性

  国家是文明产生的标志。如呱呱坠地的婴儿到成熟的大人,国家的形成也是一个由早期国家到成熟国家不断成长的过程。研究早期国家对于理解当今世界国际形势的波谲云诡、不同文明的包容互鉴和冲突对抗等都有着至关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2023年10月19日晚,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何增科教授受邀主讲才斋讲堂,围绕“早期国家”这一中心概念,从理论特征、演进趋势及现实意义等多重维度描绘了早期国家与当今世界政治文明多样性的关联,进一步启发了大众对国家理论的丰富理解和现实运用。

  

  何增科教授主讲才斋讲堂第254讲


  何增科教授首先从“早期国家”这一关键概念切入,指出“早期国家”最早于1970年代由荷兰人类学家亨利·克赖森组织多国学者对21个早期国家进行案例研究后提出。在对早期人类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和塞维斯“酋邦”理论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克赖森等人类学家提出“非国家政治组织”到“早期国家”再到“成熟国家”的动态演进过程。何增科教授强调,196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创造性地提出“酋邦”理论,论证解释了从“没有阶级和剥削的原始社会”到“有阶级和剥削的等级社会”这一“惊险一跃”,补充了早期人类学家摩尔根关于原始社会国家理论的不足。即原始社会并非从部落直接跳跃到国家,在这中间还有着众多“早期国家”的过渡形态。

  随后,何增科教授以国家性程度的诸多基本要素为衡量标准,提出早期国家在疆域面积、人口数量、官僚机构和政府职能部门的完善程度等多方面共同作用于国家性程度。早期国家到成熟国家的形成就如同婴儿到成人的成长过程,在这一国家化进程中其国家性会随着各要素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后期趋于成熟。在国家化进程的演进趋势中,其政治组织从前国家政治制度向政治国家的进化,既是经济社会分化和复杂化的结果,又是众多政治组织彼此竞争中一些关键的政治行动者主动选择重组自身社会政治组织的结果。但并非所有的早期国家都能走完不同发展阶段而成功演进为成熟国家。只有那些善于适应新的环境,及时主动做出变革的早期国家才能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并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