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是文明产生的标志。如呱呱坠地的婴儿到成熟的大人，国家的形成也是一个由早期国家到成熟国家不断成长的过程。研究早期国家对于理解当今世界国际形势的波谲云诡、不同文明的包容互鉴和冲突对抗等都有着至关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2023年10月19日晚，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何增科教授受邀主讲才斋讲堂，围绕“早期国家”这一中心概念，从理论特征、演进趋势及现实意义等多重维度描绘了早期国家与当今世界政治文明多样性的关联，进一步启发了大众对国家理论的丰富理解和现实运用。

　　何增科教授主讲才斋讲堂第254讲

　　何增科教授首先从“早期国家”这一关键概念切入，指出“早期国家”最早于1970年代由荷兰人类学家亨利·克赖森组织多国学者对21个早期国家进行案例研究后提出。在对早期人类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和塞维斯“酋邦”理论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克赖森等人类学家提出“非国家政治组织”到“早期国家”再到“成熟国家”的动态演进过程。何增科教授强调，196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创造性地提出“酋邦”理论，论证解释了从“没有阶级和剥削的原始社会”到“有阶级和剥削的等级社会”这一“惊险一跃”，补充了早期人类学家摩尔根关于原始社会国家理论的不足。即原始社会并非从部落直接跳跃到国家，在这中间还有着众多“早期国家”的过渡形态。

　　随后，何增科教授以国家性程度的诸多基本要素为衡量标准，提出早期国家在疆域面积、人口数量、官僚机构和政府职能部门的完善程度等多方面共同作用于国家性程度。早期国家到成熟国家的形成就如同婴儿到成人的成长过程，在这一国家化进程中其国家性会随着各要素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后期趋于成熟。在国家化进程的演进趋势中，其政治组织从前国家政治制度向政治国家的进化，既是经济社会分化和复杂化的结果，又是众多政治组织彼此竞争中一些关键的政治行动者主动选择重组自身社会政治组织的结果。但并非所有的早期国家都能走完不同发展阶段而成功演进为成熟国家。只有那些善于适应新的环境，及时主动做出变革的早期国家才能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并不断向前发展。　　

讲座现场

　　同时，何增科教授从现实角度出发，比较了古中国和古希腊、古罗马等早期国家形态差异及其对现实政治的不同影响。阐明了建立在城邦和公民社会的基础之上，以古希腊、古罗马为代表的早期国家，其政治文明贡献了“保护私有财产”等现代商法和民法制度的核心思想，但也遗留了对外扩张的强大军国主义传统，这些都与其早期国家的城邦为基础等特点息息相关。而以夏商周和秦汉为代表的古中国，则在远早于西方古代国家时期就已完成了大一统，进入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成熟国家阶段。这些决定着中国政治文明与西方政治文明不同，前者的军国主义传统几乎没有，且在世俗上有着宗教宽容的悠久历史，在政治和思想上以家国同构和独尊儒术为其显要特征。但古中国政治文明也带来了官本位和思想发展迟缓封闭等缺陷。因此，何教授强调，没有哪一种政治文明可以堪称完美，早期国家的发展趋势也不是直线式进步，中间都经历了漫长的曲折历程。现代文明国家只有互惠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与繁荣，而非零和博弈。

　　最后，何增科教授从理论和现实层面回答了同学们热切关心的科技发展及未来国家形态等方面的问题。

　　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撰稿：谢操‍‍‍

摄影：刘涵予